1980年，陈永贵卸下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，逐渐进入了清闲的生活。为了消磨时间，他开始在自家凉台上种花，并栽种了一株玉米，每天都细心地浇水、打理。那段日子里，生活的节奏变得宁静而舒适，但他心里依旧有着深深的牵挂。
一天早晨，陈永贵从梦中醒来，看到妻子宋玉林在旁，他笑着说：“我梦见回大寨去春耕了，忙着下种……”。对大寨的思念，几乎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牵挂。那份深厚的情感，仿佛一个孩子般无法割舍。正如古人所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，他对那片土地的爱，时刻在他的梦里浮现。
回想起来，1976年10月6日，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。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领导下，“四人帮”终于被抓捕。那天，陈永贵正待在北京交道口的小院里，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重要的电话。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今天，政治局要开会，准备好，一有消息，我们立刻出发！”
展开剩余84%到了下午，陈永贵感到屋内的气氛沉闷不堪，他走出院子，询问工作人员：“开会的通知有了吗？”工作人员回答：“还没有。”于是，他默默返回房间，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重新走出屋外，仍然得到了同样的回答。此时，陈永贵的焦虑越发加剧，他叮嘱道：“通知来了，我们要立刻动身！”
时光流逝，天色渐暗，晚餐端上来了，但陈永贵并没有胃口。他再次询问：“西院的吴桂贤副总理那边有动静吗？”工作人员的回答依旧是没有。尽管如此，陈永贵依旧没放下心中的担忧。正在这时，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，他被通知赶往玉泉山开会。
接到通知后，陈永贵的心情立刻变得激动。他对工作人员说：“通知西院的人一起走，我们的车要开在前面，她的车跟在后面，不能让她单独行动。”随即，他和纪登奎、陈锡联等人一起返回了会议地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走出会场时，陈永贵和几位领导兴高采烈地走回住地，甚至言语之间透出些许的喜悦和兴奋。
几天后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另一场重要会议，气氛也异常热烈。在会上，纪登奎看到陈永贵久违地坐得笔直，笑着问他：“几年不见，脖子还能扭得动吗？”陈永贵随即笑着回答：“当然好了！”随之而来的气氛轻松愉快，会议结束时，陈永贵便邀请身边的几位领导一起去吃一顿山西拉面。
1977年，毛主席去世后，社会风气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很多地方的不正之风开始抬头，陈永贵对此感到忧虑。在6月，他赴山东东平县视察，期间，东平县的领导邀请他去泰山游览。但陈永贵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亟待解决的农业问题，于是婉拒了：“等以后退休了再去吧，还是多看看些工程。”
接着，他又去杭州考察，听说西湖风景宜人，便再次拒绝：“以后再去吧！”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黄山和布达拉宫等地，陈永贵无心观光，他始终认为，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比任何景点都要重要。他心心念念的，依然是土地与庄稼，毕竟，只有真正的生产和劳动才是最能激发他热情的场面。
尽管如此，陈永贵心中最放不下的依然是大寨。彼时，昔阳县因为水源紧张，许多农田无法灌溉，甚至有些地方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。为了改善这个局面，昔阳县提出了“向1980年，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献礼”的口号，动员社会各界共同投入西水东调工程建设。
然而，从1978年开始，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逐渐遭遇抵制，这让大寨人感到深深的不解：“我们听党话，为什么多打粮食、卖粮食就成了错？”年末时，陈永贵感到压力沉重，身体也日渐消瘦。宋玉林看到丈夫这么憔悴，心疼不已，劝他说：“我给你做点白面油茶，再煮些花生豆，打个鸡蛋，吃点东西，补补身体。”
陈永贵沉默着，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，他的心思完全被这些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占据了。
1979年3月19日，陈永贵作为国务院副总理、山西省委副书记，依旧带着昔阳县的责任主持召开了中共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。会议中，他举起帽子，庄重地提议为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革命先烈默哀。他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语带哽咽地说道：“我提议，为我们县党史中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身的所有共产党员，默哀！”
在默哀时，所有与会的代表纷纷低下头，眼里也闪烁着泪花。这个时刻，陈永贵的情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，大家都默默为那些为大寨付出一切的人献上敬意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政治风波接踵而至。12月17日，在昔阳县县委会议上，陈永贵被免去了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，刘树岗接替了他的职位。这个变动，让他感到失落，也让他更坚定了“不居其位”的决心。
陈永贵的最后岁月相对平静。1982年，他开始了闲暇的生活，但那颗热爱大寨的心始终未曾改变。他在自己的凉台上种了些花草，甚至栽了一株玉米，寄托着他对家乡的思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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